張羽芝的心情

自序 005
自序之二　向天敵致敬 013

第一部分
諜戰甲午
日本間諜潛伏記
1. 誰動了李鴻章的乳酪？ 024
2. 「釣魚」密碼 032
3. 上海「間諜門」夾傷美國總統 035
4. 和尚也瘋狂 043
5. 亂世孽緣：間諜與農夫 051
6. 「死也要面向東方」 058
7. 教授也當007 066
8. 「五百年一遇的偉人」 076
9. 私營老闆支撐諜報網 083
10. 上山下鄉：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 089
11. 帝國的青春躁動 097
12. 「請在神社給我留個位」 102
13. 「大清全民都腐敗」 108
14. 日軍「恢復中華」？ 113

第二部分
帝國波濤
史海中的幾艘船
1. 高升號：黃海上的三國演義 122
2. 操江號：故國不堪回首？ 149
3. 重慶號：中國「刁民」抗日 156
4. 巴山號：壓斷大清最後一根脊樑 167
5. 蓋爾人號：美國軍火專家日本落網 180

第三部分
帝國宿命
中日戰爭背後的博弈
1. 輿論動員：滿清豈可稱中華 188
2. 危機公關：炒作日軍「文明之師」 196
3. 第四權力：媒體也是戰鬥力 201
4.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206
5. 「霞關外交，料亭政治」 209
6. 當「鬼使」遭遇「神差」 214
7. 反清復明的解放者 219
8. 有國才有家：大夢誰先覺？ 222
9. 大清精英緣何內訌？ 227
10. 「豬尾巴」找到了尊嚴 232
11. 日式「漢奸」伊藤博文 234
12. 利刃在手：殺敵還是自宮 239
13. 「海龜」大對決 245
14. 英國震撼提議：分割朝鮮、中日各半 250
15. 大清朝的抗日娘子軍 254
16. 日軍家書：鞠躬盡瘁征討中國 259
17. 日本小村莊立碑紀念侵華 264

後記 269
附錄：主要參考資料 272

自序

1

　　一艘「勇敢級」（Daring）驅逐艦就停在我的窗下，只要從電腦前一抬眼，就能看見它那灰色的艦身和4.5吋的主炮。澳大利亞的「南十字星」國旗，在艦首旗杆上飄揚。

　　在雪梨（Sydney）工作的每一天，我無數次地從樓上俯視這艘軍艦以及與它並肩停泊的一艘潛艇。南太平洋湛藍的海水一漾一漾地，拍打著這些作為海事博物館展品的退役艦艇。它們也如同家中的寵物那樣，不時需要開到外海去遛遛，或到船塢去檢修，每逢它們要移動的時候，我都會趕緊下樓，近距離地觀察這些「海狼們」的動作，百看不厭。

　　很難想像，這個寧靜而時尚的「情人港」（達令港，Darling Habor），曾經是抗日的第一線：入侵的日本潛艇驚擾了整個雪梨，當婦孺們被轉移到藍山（Blue Mountain）後，男人們便扛著槍炮，構築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線，而第一道防線，就設在這些美麗的海濱。

　　在澳大利亞這個遠離世界其他地區的孤獨大陸上，二戰時為防禦日本入侵而修建的工事，幾乎是唯一能找到的與戰爭直接有關的遺跡，儘管日本皇軍的鐵蹄一步也沒踏上這塊國土。

　　每次當我走過那艘滿載時排水量也才3888噸的驅逐艦，總會想起比它年長一個甲子的定遠艦和鎮遠艦。那兩艘威力巨大得令世界側目的中國主力艦，排水量為7000噸，主炮口徑為12英寸，如果與它們並列，眼前這艘澳洲軍艦，將會顯得侏儒一般矮小。但是，曾經威震一方的定遠和鎮遠艦如今又在何處呢？

　　日本人在這個城市依然頑強地展現著他們的巨大影響力，當然不再依靠槍炮，也不依靠人多勢眾。著名的紀伊國屋書店，就在古老的「維多利亞女王大廈」（QVB）左近開設了澳洲分店，不動聲色地向澳洲「輸出日本」。這是全澳洲規模最大的書店，除了大量經營英文書外，其日文書品種之多，與日本本土書店相比亦不遑多讓，而且還提供完善的訂購服務，可以購買日本出版的任何書籍。我就是在那裡買到了不少有關中日歷史的書籍；而其開闢的中文書銷售區，無論是書的品種、品質還是對閱讀潮流的把握，唐人街沒有一家中文書店可以媲美。

　　在這個寧靜的書店之外，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大量來自中國的遊客，他們興奮而高調地談論著，拿著大大小小的購物袋，滿臉洋溢著富裕起來後的自豪。他們當然忙得不會跨進這個日本人的書店，也不會去不遠處的海事博物館看看那些艦艇。而報亭裡正在熱賣的英文報紙，則在使勁地談論著是否應該允許中國人收購澳洲的礦業。在這個年代，日本是很難取代中國而成為新聞焦點的。

2

　　我總是很抗拒別人把我稱為歷史學者，因為在我看來，「學者」這個詞還是很崇高的。在一大群靠歷史吃飯的人群中，並沒有幾個人夠格能稱為學者，而最多稱為職業工作者而已。而歷史於我，好在並不是個飯碗，這是我的遺憾，也是我的幸運。

　　研究歷史便如同登山，登得越高，越是雲山霧罩，越是發覺自己的渺小。收集和研究海外晚清史料十多年了，隨著自己的文字得到媒體和朋友們的認可，我越發地感覺自己只是個淺薄的過客而已。這種日益強烈的惶恐感，令我終於發現了一個合適的定位：非職業歷史拾荒者。

　　是的，我無非是個拾荒者，鑽在別人草草開採過或不屑於開採的礦井裡，撿拾遍地的寶物。這個礦井，就是海外豐富的晚清史料。

　　我的一位美國收藏同道曾抱怨道：與中國歷史有關的考據，經常難以從中文資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為 「中國人只收藏對自己有利的資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敵對方的資料。的確，客觀上中國一向不注重對「蠻夷」的事態分析，主觀上則養成了「恨屋及烏」的習慣，但凡是敵人，他們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乃至於他們的文獻資料，亦多被視為異端，最多供一個小圈子「內部參考」。我們的歷史研究，便是在一個已經設定好的框架內，根據設定好的程序，根據需要對史料進行剪裁。此種剪裁，無論被冠以何種高尚的籍口，亦等同於電視新聞製作中所謂的「客觀鏡頭、主觀剪輯」，雖然每一個鏡頭都的確來自實況，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卻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在對待歷史問題上，我們所表露出來的「選擇性健忘症」，絲毫不比日本人遜色。 「一史兩制、一事兩制」，我們在史識上和史評上體現出相當強烈的人格分裂和雙重標準。「反面人物」身上的「罪惡」行徑乃至「賣國」行徑，在「正面人物」身上就成了智謀和策略，最多是「多走了幾步彎路」、多交了點「學費」而已。這樣的人格分裂和雙重標準，與日本一方面否認南京大屠殺，另一方面時刻不忘廣島核暴的罹難者，似乎並沒有本質的區別。而同樣的「選擇性健忘症」，日本人更多地是以此欺人，而我們則更多地是以此自欺。僅此而已。

3

　　如果要海選「最不被中國人相信的口號」，「中日不再戰」或「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類，應當是榜上有名的。但在對日關係上，我們依然會奇怪地堅信：「以德抱怨」的單戀，可以彌合歷史的傷痕，緩解現實利益的衝突。大到國共兩黨，爭相放棄對日索賠，比著表現大國風度和天朝慷慨，小到一部講述南京大屠殺的電影，非要自作多情地從「人性」角度去描繪日本士兵的內心掙扎，而甚至忘了展示更有典型意義的殺人競賽。

　　來自中國的戰爭賠款，曾經是日本賴以崛起的資本；而同樣來自中國的放棄索賠，也對戰後日本的復興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等到我們的發展需要資本的時候，那些本該是戰爭賠款的日圓卻轉彎抹角地以援助貸款的方式登陸，如此先虧裡子、後丟面子的窩心事，難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們反思嗎？

　　中國文化，本不應如此阿Q。孔子當年就對「以德抱怨」嗤之以鼻，質問道：如果「以德抱怨」，那「何以報德」呢？大漢王朝時，出於「安全關切」，多次出兵「侵略」匈奴，著名將領陳湯從敵前給漢元帝發去一份奏摺，表示了「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決心，「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種「雖遠必誅」的陽剛精神，後來便逐漸消亡，對待外敵基本就是和親、懷柔，用子女金帛「贖買」回大國崛起的感覺，且美其名曰「以德抱怨」，聊以自慰。

　　寬容與和解或許是一種美德，但它有個基本前提：真相與懺悔！

4

　　中國人涉及日本的歷史記憶，的確充滿了太多的悲情，但遺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個甲子，我們卻還只沉溺於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訴的「傷痕文學」階段，難以自拔、難以深入。一個遭受了過度苦難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訴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強上；如果把紀念只是寄託在罹難者身上，而不是寄託在抗爭者身上，它在心理上還是一個弱者。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淚就是最無用的化妝品。我們今天或許該問問自己：我們是應該讓日本正視歷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視呢？我們是應該讓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們是應該反對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但如果他們就是拒絕接受呢？我們除了叫叫嚷嚷，還能幹些別的嗎？

　　悲情之外，我們大多數人還相信另一個神話：正義必勝。我們恰恰忘了：被凌辱與被屠戮，這不是正義；反抗凌辱與屠戮，這才是正義；勝利絕不來自正義，而只來自於實力。外侮只能說明我們無能和軟弱，並不能因此而賦予我們「正義」，更不能因此而賜給我們「勝利」。

　　在國際政治中，真正的普世原則就是「叢林原則」。已經上演和正在上演的所有爭鬥，無論其是民族之間的衝突還是民族內部的衝突，最後一定會歸結到「利益」，區別無非在於為誰的利益和為什麼樣的利益。而且，所謂的「正義」，彈性很大。甲午戰爭時期，日軍儼然以文明的傳播者和中華的解放者自居，對「征服支那」充滿了「正義感」。

　　中日歷史的研究，如果真要起到資治通鑒的作用，則必須擯棄毫無意義的道義之辯，而還原和探究其最殘酷的本質：中日之間的利益爭奪和調整。溫情脈脈的道德說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養出一大幫宋襄公。

5

　　我們對日史觀中，最可笑的自作多情，在於非要將日本的獸性歸咎到某種「主義」（軍國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似乎成千上萬的日本「人民」只是誤上賊船、被蒙蔽而已。這在「術」的層面上，作為一種公關、統戰工具，未嘗不可。但若真以為是，則不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險的。

　　「主義」固然在塑造著人，但「主義」本身也是人所創造，更是由人在實踐的。同一「主義」，在不同的人群手中，會實踐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現實體現來。日本侵華，與其說是軍國主義毒害了國民，不如說是其國民性格和利益訴求製造了軍國主義。

　　包括日本在內的大量海外史料，說明「日本人民」從來就不是什麼侵略戰爭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推動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就是強大的民意力量，其中包括那些屬於「被壓迫階級」的工農。如果非要說「廣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則他們並不受害於侵略或「軍國主義」，而只是受害於「不幸戰敗」而已。

　　把「主義」當作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癥結，最後就只能在「主義」的高低和好壞上進行無謂的爭論。

6

　　從日本和中國結下樑子的那一刻起，我們就從來不缺口水抗日的高調之徒，情緒化、非理性，充滿激情地追求劇場效果。這種速食「愛國主義」，與需要靜下心、沉住氣、臥薪嘗膽般地 「師夷長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價小，見效快，但結果是一方面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對日本的無知，甚至毫無「知」的願望。

　　歷史已經證明，「小日本、大中國」的輕佻心態正是造成「大中國」總是勝不了「小日本」的關鍵。甲午戰爭之前，日本的一些熱血青年，來到中國從事諜報工作，幾乎走遍大江南北，進行艱苦卓絕的實地調查，根據他們的情報編纂而成的《清國通商綜覽》，出版後居然有2300多頁之巨，比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國國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獻。他們當然是中華的敵人，但這樣的敵人，在值得我們痛恨之外，難道不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嗎？我在海外傾己所有，收藏與晚清歷史有關的海外文物，也是力圖對這種實證主義、行動主義的一種實踐嘗試，「抗日」是需要行動的。

7

　　歷史研究，或者僅僅是嘗試對歷史現場進行還原，需要的是三要素：史料、史料，還是史料。史料就是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新聞採訪」，不同的當事人，不同的角度，這些是接近真相（但永遠不可能抵達）的基本條件。

　　我總覺得，歷史研究，必須要具備新聞記者和律師的兩種秉性：要像新聞記者那般敏銳，也要像律師那般挑剔和嚴謹。這是我所從事過的兩種職業，我覺得或許正是這兩種職業的訓練，才能使我從堆積如山的史料中淘出寶貝，也能使我從不迷信任何既定結論或任何權威。在「拾荒者」的定位之外，我總覺得自己還應是個藉著史料、穿越時空回到歷史現場採訪的記者，多看、多記、多思考，這樣的「歷史新聞」才可能是有價值的。

　　人生苦短，而歷史卻悠長得接近無限大。在歷史面前，我們永遠是盲人摸象，這是我們無法超越的局限。關鍵是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自己永遠不可能摸到整隻象，更不應假裝自己有能力看到所謂的全局。這樣，當我在自以為歷史或許是條毒蛇的時候，就不會對他人認為歷史是面戰鼓而感覺震驚。

　　因為，我只是摸到了大象的小尾巴，他卻有幸摸到了那偉大的象屁股。這時候，我只能說：不求最大，只求最佳！

（雪珥，2009年5月於南洲雪梨北石齋）